中医药文献翻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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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文献翻译需要理论指导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国内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海外人士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友好。现在，许多西方人都急于了解中国，中国的传统、风俗、文化和艺术等无一不吸引着他们。传统的中国医学，更因其对草药的巧妙运用，独特的理论系统及有效的治疗而备受瞩目。然而，当西医已渗透了中国医学的各个领域，西方医药业在中国大赚其钱的时候，中国医学却迟迟未能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翻译在技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国际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医学的理论系统和治疗方法和西方医学有很大差别，西方人要了解中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中医文献翻译。中医药文献翻译质量不高，数量不多是中医药在西方国家迟迟得不到推广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中医药文献的翻译谈何容易。对中医文献进行英译，除了对译者要有语言、专业、文化的知识要求外，还要有一定的翻译理论做指导。任何的实践有了理论的指导就有了方向感，避免了盲目性。近一个世纪以来，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究竟哪一种理论最适宜于指导中医药翻译呢？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家提出了了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与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并将此确立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对中国传统医学文献的翻译有很较大的实用意义和指导意义。这是因为：（1）目的论创新性地提出了目的性原则，肯定了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并提出了翻译标准多元化（poly-criteria）的观点；（2）目的论强调了翻译工作者的地位；（3）目的论认为翻译不仅只是语言的翻译，而且也是文化的翻译。
“目的论是翻译行为论的组成部分。在此理论中，翻译被视为翻译行为中以源文本为基础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当然也包括翻译本身，可被视为一种行为。任何的行为都有目的、目标”。（Vermeer:1986）
skopos 一词源于希腊文，翻译为英文是goal， aim，即中文的目的、目标。威密尔为 skopos下了3个定义：
A．翻译过程，也即翻译过程的目的；
B．翻译结果，也即翻译文本的功能；
C．翻译模式，也即翻译模式的意图；
任何的行为都有达成某种目的的意图（intention）。当译者有了翻译意图就会依据意图逐步达成既定目标。达成了的“目标”一定会产生某种影响，这就是翻译文本（translatum）——即目标文本（source text）——的功能。威密尔称之为文本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因此，翻译就是被赋予了目的或功能的具有意义的行为（action）了。
对中医药翻译而言，尽管译者有了翻译某篇中医药文献的意图，但如果译者不清楚其翻译目的及其翻译将起什么作用的话，他的翻译就不会是好的翻译。翻译中医药文献的译者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是否有委托人（commissioner）或顾客（client），也无论译者是否因翻译而赚钱，其翻译最终都会具有交际功能——任何国家的懂目标语言的人都有可能通过你的翻译了解中医药。一个有责任心的译者应主动地为其翻译行为负责。从这一方面来讲，翻译行为服务于目的，而目的则不仅成为翻译的标准，也成为了翻译行为的动力了。这就是“目的性原则”。
2. 忠实性原则与翻译标准多元论
目的论肯定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对于中医药翻译，忠实于原文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医学在中国发展、流传了几千年，已经建立了完整而独特的治疗系统。这个系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与西医都是很不相同的。例如，中医在医疗上强调整体概念，讲究天人合一；用药上重视药的性味归经。而西医却从局部入手，用药上往往是以消灭局部有害因子为主。又例如，中医中的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和阴阳学说在西医中是根本没有对应概念的。这些中医特色是构成中医药翻译难的因素之一。一个责任心不强的翻译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是很容易就偏离了原文的------可能西方化了原文信息，或干脆省略了与西医相异的部分。这样一来，无疑侵犯了文本的交际功能。一篇好的译文至少是要能再现原文信息的。忠实于原文，是译者们翻译中医文献时首要考虑的准则。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忠实于内容远比忠实于形式重要。中医文献的古文风格和文学性浓的风格在中医药不断发展，社会语言不断变革的时候，却被保持下来了。这也是中医的一个奇迹。中医医生常引经据典以论证自己的医疗观点并视古典文献为金科玉律。同时，中国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古文是优美高雅且高度概括，以至有人主张翻译中医文献时要尽量保持其古典风格以体现中医源远流长的特色和魅力。但是，中国人尚且未能轻易地读懂医古文，毋庸说把它翻译为另一种文字了。此外，目标语读者是和我们同时代的或未来的人，如果我们过于坚持古典文学风格，文本的交际功能将被削弱。那么，忠实性法则和文本的交际功能是否就无法统一呢？目的论提出的翻译标准多元化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以“心、肝、脾、肺、肾”这五个器官为例。在中医里，这五个器官不但是解剖概念，也是功能概念。如：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司呼吸，通调水道；肾主精。而在西医里，心只是循环系统的一个器官，无思考功能；肝是消化器官，与情志无关；脾是淋巴器官，不能消化食物；肺是呼吸系统的器官，与水无关；肾是泌尿器官，与生殖无关。照此看来，把这五个器官译为“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就是不对的了。有的学者提出用汉语拼音表达以忠实于中医特色。然而，中西医学都有这五个基本器官的概念，如果连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也不与国际惯用概念接轨、融合，又谈何在西方国家的推广中医？面对这样的情况，译者可以以目的论的翻译标准多元化为指导：一以文本交际功能目的为标准，二以忠实性原则为标准。即将“心、肝、脾、肺、肾”译为“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以满足交际目的，再加注释以正确表达原文意思。
中医文献专业性强，文学性强，与西医差异较大，单一的翻译标准会使译者无所适从，而多元化的翻译标准使功能目的更贴近实际。
3．译者就是专家
“说到译者，因为需要他们，因为他们被视为专家（expert），因此将他们邀请到特定的情况中来。”（Vermeer:1986）
目的论是第一家提出把译者看作专家的理论。威密尔认为，译者应被视为专家，应受到尊敬，我们应信任专家比门外汉懂得多。而专家则要为翻译负责，要和翻译委托人商讨并决定翻译进程。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素质和心理是翻译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中医药文献翻译难度大，译者的专家角色就更显重要了。译者不但要中文（古文和现代文）素质高，也要懂得大量的专业知识（西医的和中医的）。正如威密尔所说：“专家应能分辨——这意味着（专家的）知识和责任——什么是什么。”在翻译中医药文献的过程中，常常有些词语是译入语无法完全表达清楚的。颜色的表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青色”，与五行的“木”和五脏的“肝”相对。并有多种含义: 皮肤表面的 “青色”瘀癍; 面“青”唇白 等。若按常规，“青”英译为“green”，但在用英语的国家说到“green”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植物。英语中的“green”根本无法正确表达中医的“青”。这种情况下，内行的专家也许会想到拉丁文，因为拉丁文与医学联系密切，西医医生一般都要懂拉丁文，而拉丁文中颜色的表达是准确且丰富的。假如译者不是专家，能想到这样做吗？
根据目的论，译者是决定源文本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的人。如果译者在工作过程中总是受到所谓专家的打扰和质询，就会失去对文本的热情，翻译的信心和耐心。反过来说，如果译者被视为专家，得到了尊重，就会更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不愧为专家。
当然，诚如目的论所说，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别人也可与专家争论以至达成共识为止。中医文献翻译尤其如是。因为古文常有不同解释，而且中医的一些问题仍悬而未决。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一个诸葛亮。”“专家”的称呼激励着译者不断地自我提高，与别人的讨论则有助于译者集思广益。
4．翻译文本的定位---模仿与创造
“源文本在源文化（source culture）的气氛中形成，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与源文化紧密相连。目标文本，即翻译文本，则定位于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正是这点最终决定了翻译是否符合要求（adequacy）”。（Vermeer:1986）
目的论以功能目的为准则，通过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翻译，明确提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翻译要同时解决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毋庸细说，中医在中国起源、流传发展了几千年，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国家无法与外界进行交流，造成了中西方文化的较大差异。正因受到文化习惯的影响，译者在翻译时不得不考虑其翻译是否为目标文化的读者接受。就此问题，威密尔提出了“语际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的概念。威密尔认为，译者应根据先定目标（pre-determined skopos）判断源文本的形式（form）和功能（function）是否符合目标文化的根本要求。这可称之为语际连贯的程度（degree of intertextual coherence），即翻译文本和源文本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和文本间的语际连贯，译者可以根据原文模仿（imitate）或创造（create）。当然，译者必须考虑其模仿或创造行为将对目标文化造成什么影响和这影响与源文化中的有何不同。但一般来说，模仿和创造只要不侵犯目标文化，往往会丰富了目标文化。
由于中西医理论系统内的很多概念都截然不同，语际连贯的观点对中医药文献翻译就很有参考价值了。当西医没有中医所要表达的概念时，译者就要模仿和创造以满足翻译的基本要求——忠实于原文并使译文具交际功能。例如中医中“气”的概念，有人建议翻译为air或atmosphere或vital energy，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气”在中医学里的有很多的意义：从狭义来说，“气”是人体内不断活动的物质；从广义上说，有“气机”、“邪气”、“正气”等意思。现在，中西方的有关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以汉语拼音表达这些专有概念。类似的“创造”还有针灸穴位的翻译等。这种创造不但尊重源文化，忠实了原文，保持了中医特色，更有利于在目标文化中建立独立的中医体系。
5．结束语
目的论的创立者威密尔等创新性地在翻译行为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目的论, 拓展了翻译工作者的眼界和思维，为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任何的所谓高级理论假如不能应用到实践中，也只是纸上谈兵。而目的论是实用性很强的理论，其目的性原则和忠实性法则、翻译标准多元化及语际连贯的概念很适合于指导难度较大的中医药文献翻译实践，避免了翻译的盲目性。更难能可贵的是，目的论的创立者摆脱了当时盛行的“对等理论”的束缚，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今天的中国翻译界也应学习这种精神，以目的论为指导，大胆探索，为薄弱的中医药文献翻译开辟一条新道路，为中国传统医学在世界的转播和发展贡献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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